古羌人即率先培育出大麦，则蘖的最先使用者，亦当为古羌人。这是因为，麦粒发芽发霉在贮存粗放的上古羌人中当不乏见。发现这种麦芽可成酒亦是顺理成章的。综观世界各民族之酒史，最初的酒都是偶然发现，自然而成。或“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⒀；或“嚼米置地，越宿为曲”⒁；或野果坏藏，生出酒味。因而贮存大麦的古羌人最先发现蘖，用以酿酒，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在古籍记载中，尚没有古羌人发明蘖的明确记载，但记载古羌人出好蘖、善酿的事例却不少。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张华为九酝酒，以三薇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麦熟而获之。蘖，用水渍麦三夕而萌芽，平旦鸡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之酿酒醇美，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笔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⒂。

　　张华为晋初尚书，博物通经，撰有《博物志》，算当时天下风物之人，其酿酒之曲蘖都要取自远方的羌、胡民族之中，至少可证明直到晋代，羌人善为蘖的声名仍然在中原有很大影响。文中记述羌人造蘖之法，十分清楚的表明蘖即是麦芽。而且是羌人人工制造，并非取自天然。从中我们还可知那时羌人制蘖已有成型的工艺和操作规则。既然直到晋代中原的人酿好酒都要到西羌中去求取蘖，那么，不难推论，晋以前中原人早有求蘖于羌之事。故宋代窦革作《酒谱》也说：“蘖出西羌”。如是则我们说蘖是羌人之创造当应符合史实。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蘖法亦亡。”⒃指的是元代以后，中国社会饮烈酒之风兴起，薄而淡的醴无人需要，遂至失传。但事实上蘖法并未完全灭亡，现代之啤酒即利用蘖，只不过其工艺技术采用西方液态发酵法，更为先进、科学。此外，利用麦芽的糖人作用，我国的饴糖制造法流传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亦还在酿造中使用蘖⒄。

　　羌人的饮酒习惯亦起源很早，普遍嗜酒。《拾遗记》记载晋武帝时，有一名姚馥的羌族养马人，98岁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渍曲蘖”，被人称为“渴羌”。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活跃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党项羌已是纯牧业民族，但他们仍然保留古羌人酿酒的习惯。常常“取麦地他国以酿酒”⒅。羌人酿酒的习惯和嗜酒的爱好显然与其最先发明蘖法酿酒有关。

　　与青藏高原古羌民族向中原推广麦种，从而大大改变了我国粮食结构相当的“饮食革命”，要算稻米的推广和稻作技术的全面发展。在这一方面我国南方的百越系统的先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种稻必须有水田，故我国的稻作技术首先在华南和西南民族地区出现。日本照叶树林文化论的研究者认为我国云南是最早栽培稻米的中心地带之一。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现在还栽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化稻。旅日学者周达生教授认为在我国南方方言中将稻叫做“谷子”或“禾”。是源于壮、侗语系的“khau”一词，指的就是稻子，因为借音时分别取K系间和H系音，故有“谷”和“禾”的不同称呼，它与北方人叫小米为“谷子”有完全不同来源⒆。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稻子，也证明南方的百越民族的稻米输入北方，经过隋唐盛世，南北运河疏通，南方稻米更大量输入北方。正如唐诗所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⒇在唐都长安，当时米与粟的政府官价已几乎没有差别。可见当时南方之稻已与粟一样占领粮食市场，成为中原人们日常主食之一了。作稻作的米粥已流行于中原各地，唐宫中盛宴上的“王母饭”成为王公大臣争欲一尝的美食。及至明代，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人民占全国人口70％以上，故《天工开场》说：“今天下育民者，稻居什七。”（21）稻作技术已推广及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不能不说是百越先民对中华文化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