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之上古居民，中原人称之为“羌”，《说文》释为“西方牧羊人”之义。古羌实际上是中原人对河陇以西众多族群的一种泛称和统称，是后来氐羌系统各民族的先民。古羌之一部分即今日藏族之先民。羌与中原之华夏人很早就有交往关系，由于上古之时青藏高原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宜农宜牧。故古羌由野生麦种培育出大麦，率先开始麦作农业。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高原顶部羌塘一带气候逐渐恶化，羌人也逐渐向东及南迁移，向东进入陕甘河陇一带与华夏先民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血缘上的融合也有所加深，羌系的炎帝一支入主中原，黄帝的两个儿子昌意、青阳分别降居江水（岷江），若水（雅砻江），都说明当时民族交融的情况。从昌都卡若和青海卡约文化，亦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黄帝时代，中原的粟米也已输入青藏高原的古羌人中。那么青藏高原古羌人培育的大麦当然也能以同样渠道输入于中原华夏族中了。历史上后稷有二，一是尧舜以前的烈山氏（炎帝）之子柱，称稷；一是周之始祖弃，也称稷。汉儒解释《思文》为周公祭颂弃之作，因而得出麦是自周才传入中原播种之结论。如以考古发现论之，则似应在烈山氏子稷时就已传入中原⑦。不过，无论是周还是周以前传入，都无妨古羌人对我国种麦的巨大贡献，由于麦在中原的推广，我国人、“粒食”进一步发展，由麦饭演进为面粉制品的“粉食”，推动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大发展。 　　我国饮食讲究“饮和食德”，即包含与时间和空间的平稳、协调，以求达到自身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的调和，故强调饮食与五行相匹配。在五行与五粮的关系上，汉儒郑玄认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分别与五谷中的麻（木）、黍（火）、稷（土）、麦（金）、豆（水）相合⑧。郑玄将麦与“金”相属，可能即因麦是西部传入之物。因为按五行方位，西方属金，麦既原是西方之物、故以其属金。唐孔颖达疏说，“万物变由西方也。”⑨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汉代以前从西部民族地区输入中原的东西不少，以至大大影响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发展。

　　我国是世界最早利用霉茵酿酒的国家，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⑩，中国的曲蘖酿造技术不仅对中国的饮食以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的酿造技术和有机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世纪末法国科学从中国酒曲技术中学到了“淀粉霉法”，从而使欧州的发酵技术获得一大飞跃。然而，研究中国酒曲的起源，就不能不看到古羌民对此的重大贡献。

　　我国古代酿酒分蘖法和曲法。而蘖法在先，是最古老的一种酿造方法。东汉刘熙《释名》说：“蘖，缺也，渍麦复之，使生芽开缺。”表明蘖是发霉发芽的麦。现代研究证明，发霉发芽的麦中，淀粉酶含量甚高，能使谷物糖化。同时其霉中又含有一些能发酵的霉菌，这恰好能满足以谷物酿酒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将谷物内的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糖化）；将葡萄糖发酵转化为酒精（酒化）。因而蘖能酿酒。不过，因蘖在酵母较小，酒化程度较差，所酿成之酒味很淡薄，故后来又在蘖的基础上发明了酒曲，即所谓“大、小曲”的酒药。曲制作过程中有意识的让其产生兼具糖化和酒化功能的根霉、红曲霉菌等多种霉菌，故能使酒粮不必经发芽而酿造，制成之酒也达到较高的酒精度。于是后来的曲蘖被分别用于不同浓淡酒的酿制。《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便说明“古时曲造酒，蘖造醴”⑾，所谓醴，指一种酒味淡薄，微带甜味的酒，《释名》曰：“醴，礼也。酿之一宿而成醴。”⑿可见在周代时，曲蘖已分别为两种不同的用途。但由于曲与蘖有着相同的作用和相承的关系，故在古籍中或文人之辞赋中仍常将二者联称，泛指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