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人们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人类生活中决不可缺之部分。故因饮食活动而创造的饮食文化，从来就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杰出创造，它含着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内容。在民族传统文化中，饮食文化往往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我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卓越创造和多姿多彩，早已为世界所公认。作为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我国各民族，在创造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无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探讨少数民族对创造中华饮食文化的贡献，无疑对深入认识中华文化一体多元之特征有所俾益。然因我国少数民族众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详论，本文拟择要略举数端以作探讨。以一斑而欲窥全豹，诚有疏漏、抛砖引玉，惟所愿也。

一

　　近数十年考古研究已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之说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东北自松辽平原、黑龙江流域，西北至青藏高原顶部的羌塘地区，东南自江淮大地，西南至云贵高原；北自漠北，南抵海疆，都有早期文明发现。考古证明，这些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着某些联系。正说明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和交融性。正因为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因而具有一体多元的特性。在饮食上，稻米自南而北，麦类自西而东的传播，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

　　麦的起源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有争沦，但中原地区上古原不产麦，则是得到公认的。中原之原始农作物为禾（今粟谷），故中原早期农作物之字皆从禾不从麦。如黍、稷、秫、糜等。至于麦类则是后来引种的。《诗？周颂？思文》：

　　“思为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比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说是后稷时“天帝”给他“来牟”种子。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推广开来。此处之“来牟”二字，汉儒许慎释为：“来，周所受瑞麦。来牟也，二麦一锋，象其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①后来的注经者则将“来牟”解释成“来，小麦；牟，大麦。”②清代学者段玉裁纠驳其谬说：“古无谓来小麦：牟，大麦者。至《广雅》乃云；‘来’小麦；牟大麦。非许说也。”③可见《诗？思文》中的“来牟”：原即指的是麦。农作史证明麦类原为野生，后被人工培育，在种值上是先有大麦后有小麦，故早期的“来牟”是对麦的统称，而“来”就是大麦。所谓“二麦一锋，象其芒束之形，”指的就是大麦的形状，因大麦之颖果排列为明显的两列（改进种为四列），而小麦则锋列不明显，故可知当时中原华夏人将初传入的麦写作“来”，既象形又取义，表明是一种外来的大麦种。那么，这大麦从何而来的呢？

　　著名藏学家、农业经济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根据实地考察最早提出青藏高原为我国大麦原始产地之说，他认为高原上的古羌人最先培育出了麦种④，近一二十年青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也证明西藏地区很可能是大麦的原生地，因为在那里至今尚有与青稞种属极相近的野生麦种⑤。而青藏高原世代生息的人们普遍食用的青稞（大麦的一种）。藏语即叫做“Nas”，与汉字的“来”同音⑥。由此可见，中原人最初将引入的大麦称作“来”，实际上原为借音和象形，汉儒释经时才加入了“行来”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