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 “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 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 1393 年 ( 洪武二十年 ) 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 “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 1661 年 ( 顺治十八年 ) ，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西藏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 (1) 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 (2) 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 (3) 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 (4) 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